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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下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几乎同时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当地网约车司机户籍、驾龄、年龄、学历、车龄、车型、车牌、排量等等都做出相应规定。而相对广州深圳的“温和”，京沪版则充满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尤其明确非京沪籍驾驶员以及外地号牌车辆，不得从事网约车运营条款，被舆论调侃为“网约车不实施细则”，此举若形成示范效应，可能会对网约车前景埋下一定变数，也引发不小的市场恐慌。
滴滴的“政治不成熟”
作为网约车市场老大的滴滴对此反应颇为激烈，其在公开信中扬言，京沪等地意见稿将导致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或将失去目前的工作机会与收入，数百万家庭将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大量司机将面对失业打击，成为社会闲散人员，重新寻找工作，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滴滴还搬出李克强总理“分享经济”力量，认为从事网约车的兼职车主，也将被迫退出这个行业，刚刚在中国落地发芽的分享经济也将受到重创。
滴滴声泪俱下的控诉，在相关部门眼里算是“不讲政治”的典型。尽管北京今年出台积分落户政策，给数百万定居北京的外地人落户带来一丝想象空间，然而严控人口规模却是当下北京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是难以逾越的红线，“疏解低端产业及就业人口”成为各级部门工作常态。
而从此次的北京版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从事滴滴Uber易到等网约车行当从业人员，与中关村数码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城类似，都属于政府严控和清退的产业对象。
滴滴在公开信中扬言意见稿将使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将失业，以及数百万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或将造成群体性危机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等，看似很合情合理，然而也暴露出滴滴对政策解读能力与相关部门南辕北辙，不在一个频道。
比如滴滴认为意见稿可能导致“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将失业，以及数百万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并非是百万京沪籍网约车司机师傅将失业，以及数百万京沪籍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相反京沪籍网约车司机仍然可以继续从事网约车营生，由于竞争对手骤减，可能他们的收入还会增加，算是美事。
新政冲击的更多是数百万非京沪籍网约车司机，他们很可能会失业以及家庭失去重要收入来源。但在相关部门眼里，这些非京沪籍网约车从业人员，本来就在清退之列，如果他们在京沪等地长期找不到营生，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转战适合自身生存发展之地。
此外，滴滴认为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草案会让司机群体收入减少70%以上，同时列举上海目前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为沪籍。也就是说，滴滴仅提供数千个沪籍人口就业机会，这在当地政府眼里，实在是有些寒碜。
新政“进两步退一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在颁布新政之前，往往会抛出若干议题，以此来试探舆论风向，作为未来决策依据，有时会采取切香肠式战术，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实现预期目标，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各方既得利益博弈下，其正式版和征求意见稿内容也存在不小的修订空间。
10月8日-14日是北京交管局公布的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时间，留给滴滴的是拿什么筹码与相关部门讨价还价，寻求各方都能大体接受的平衡点。北上广深网约车实施细则正式版，也会是各方利益相互斗争妥协后的结果，但更高门槛，更严要求将成难以阻止的趋势。
此次征求意见稿像是一颗巨大的烟雾弹，让全行业顿时看不清未来方向。滴滴们声泪俱下哭诉，可能会收获不少舆论同情分，然而在北京下大力气解决城市拥堵，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大环境下，滴滴控诉的重演打车难，打车贵，高排量车辆准入增加城市环境压力等难题，以及大谈所谓的共享经济前景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如何紧密配合当地政府行动则更为紧要。
试想，如果京沪正式版仍大体维持意见稿内容，网约车市场短期内则难以避免面临萎缩，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并不会随之骤降，被滴滴们洗脑的海量用户约车体验将可能会降低，挤出去的需求一部分转向出租车市场，公共交通以及黑车市场，淘汰出局的非京沪籍网约车司机们要么转行，要么重操旧业干起黑车营生，也不排除大量司机离开京沪等伤心地，这也正中有关部门的调控目标。
当然细则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修订空间，京沪等正式版不排除会放宽户籍及车辆准入标准，比如户籍门槛下修为持当地居住证，具备连续若干年社保和纳税记录等，车牌来源和司机籍贯符合一项即可，政府还可在司机总量进行配额管理等等，总之得给蓬勃发展的公共出行市场留发展窗口，毕竟在政治正确面前，公权力部门不时也要向滔天民意做一些象征性低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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